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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舒的原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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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层分化的非经济学释义  

2011-10-14 15:46:19|  分类: 非鱼之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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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的阶层分化是不是阶级分化?如何避免阶层对抗、促进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这是研究和解决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民生问题必须首先要澄清的问题。

 一、关于阶级和阶层的概念(略)

 这两个概念是相容的。按照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阶层是社会分层的一般范畴,而阶级则是社会分层的特殊范畴。当阶层之间的流动固化时,就容易出现阶层之间矛盾激化与对抗,形成阶级意识,甚至导致激烈的阶级政治斗争。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消解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逐渐统一,形成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就连在一国国内发展阶级意识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并且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因实施福利政策,工人阶级日趋多层次化,出现阶级(意识)消解的现象。

 梳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展史和现状,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阶级意识被分割,工人阶级内部结构高度分层化。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部门和行业差别,造成工人阶级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这些差别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利益的高度分化。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领域所作的某些调整诸如福利国政策,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矛盾,出现了数量日益扩大的阶级界限模糊的中产阶级。在美国中间阶层约占家庭总数的60.7%,大富豪、大资本家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见图一]。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给统一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增添了难度。

 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保证了阶层的流动性。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机会,而且通过推动社会良好的技术创新能力,新产品、新技术、新生产方法等层出不穷,使经济体对技术工人保持着旺盛的需求,工人从较低的阶层往较高的阶层爬升、迁跃的机会增多,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阶层与阶层之间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没有阶层的断裂、隔绝,就不会有阶层的固化和阶层之间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一书中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说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好,这是美国工人更多倾向于“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振的原因之一。当然阶层流动性好,并不排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也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本质。

 第三,工人阶级运动从阶级斗争转向民主政治斗争,国家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英国工会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就已合法化,国家不再动用军队来镇压国内政治活动,警察处理抗议活动的方法趋于成熟,工人有选举权,可以利用英国两党政治为自己谋取利益。可以说,英国阶级属性模糊的政党和非军事化的政府化解了阶级斗争问题。再比如,美国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了民主政治和没有阶级阵线的政党。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工会组织和领导的罢工或其它政治活动,而不镇压合法的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为中心目标的罢工。美国政府的这种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政府允许的渠道,即行业工会的道路发展。

 我国在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后,目前正处于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高发期。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所面对的现代化悖论和相应境遇有相似之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存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发展社会和谐,用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诉求。

 三、我国当前的阶层分化现状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经进入人民社会,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看,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恰是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年12月11日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解放初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可把他们分成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型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一)客观事实:市场经济会导致阶层分化,但导致我国阶层分化且可能滑向阶层对抗险境的根源不在市场经济本身,而在于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造成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且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这就意味着全部财富分配当中47%是不均衡分配。新华社和中国经济网2010年5月10日报道:“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市场经济会造成阶层分化,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但是,奉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高,这是福利政策、政府干预的结果。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美国基尼系数是西方在达国家中最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导致我国基尼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导致我国目前两极分化的充分条件,而分配不公是导致两极分化的必要条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富的重新分配一直处于不稳定、非均衡、非制度化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到90年代的国企改革,以及房改、教改、医改,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核心原因。

 市场机制会导致的阶层分化;改革过程的财富分配不合理也会导致阶层分化;这两种情形伴随着改革过程,交织在一起。在极不完善的经济法规和公共服务体系下,代表社会公平公正的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原则,对于消除阶层对抗、促进阶层流动,基本失效。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缘于经济体制的财富分配不合理这一客观事实,同时参杂着公民政治权利和文化认同的巨大落差而产生的主体感受。

 (二)主体感受:首先权利不公平感强化了阶层的对立情绪,其次二元文化认同习惯挤压了人的心理承受力,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认同感低于事实上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人们关注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始终是当下的境遇;不是历史纵向轴上的生活水平提高,而是政治权利和文化认同的落差折射出的主体感受。

 根据国际比较,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的情况。 “中层”认同群体的比重,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美、日、巴、印、中五国五大阶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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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权利看。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其经济要求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既包括涉及个人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个人作为国家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也包括个人作为社会劳动者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权利,如就业、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权利。后一类权利,它涉及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是最具体最普遍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恰恰是这些反映民生的基本政治权利,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相应建立和完善起来。在竞争激烈高风险的市场环境中,作为社会劳动者缺乏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竞争环境,又缺乏必要的保障救助的社会环境,边缘化的处境、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难免低于事实。

 从文化认同看。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收入水平分层,文化形态也出现多元化倾向。但是,受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影响,多元文化并没有带来多元的认同,整个社会仍处在二元认同时代:非贫即富、非善即恶、非公即私,非好即坏,非成功即失败。但什么是成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房子、票子,目标物质化、能力金钱化。这种多元文化与二元认同的挤压效应,使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公平现象被非理性地强化。

 社会底层的主体感受,会强化阶层对立情绪,是促使阶层分化——阶层固化——阶级分化——阶级对抗等一系列转化的催化剂。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长期以来,我们从主客体对立关系的认识论出发,强调以经济手段为根本,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民生问题。随着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和国内社会问题的出现,发现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缺失了主体间性这一环,即主体的本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感受,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经济建设是直接手段,而政治建设是稳固前提,文化建设是长远保障。亚里斯多德说:人性要发展,就应该能够说话。表达和承认,是民主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因此,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既需要从经济体制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设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政治体制上完善法律程序,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综合公平体系;同时,还要在文化体制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尊重主体感受的多元化及其认同需求。这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化自觉和自信力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固然是倡导的主流,在阶层分化背景下,与经济社会地位多元化相适应的多元文化认同,是调适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的诉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注:原文约一万字,即将在某CSSCI期刊发表,谨慎起见,一标注真实姓名;二隐去图示数据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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