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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制度衰退定律”——由博士招生想到的  

2009-06-22 14:40:50|  分类: 经典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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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能被信任的导师占全部导师的比例很大,而把可信任的导师从中选择出来并区别对待的制度成本很高,那么制度制定者就会被迫制定统一而死板的博士招生制度。社会信任度与制度的灵活程度和精致程度成正比,高信任度可以维持一个灵活精致的法律制度,而信任缺失则会迫使一种制度朝粗糙原始的方向回归。我们不妨把这条规律称作“制度衰退定律”。       

 最近,各大高校、院所为博士招生的事情忙碌起来。每逢这个时候,就经常会听到一些博士生导师抱怨目前的博士招生制度太死板:才华横溢的考生常常由于一门专业课或外语成绩受限被拒之门外,大量平庸的考生却能靠其应试能力而顺利过关。难怪导师们抱怨,仅凭几张试卷怎能衡量出一个考生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天赋?然而导师们却很少反思他们自身。为什么我们的博士招生制度如此死板?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相当一部分导师缺乏自律。制度制定者之所以不信任导师,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导师不能被信任。毫无疑问,有大量导师是可信任的,即使没有任何制度约束,他们也会公正谨慎地择优录取。如果所有的导师都能达到这个水准,博士招生制度就可以更加灵活,导师们也会获得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但问题是,如果不能被信任的导师占全部导师的比例很大,而把可信任的导师从中选择出来并区别对待的制度成本很高,那么制度制定者就会被迫制定统一而死板的博士招生制度。社会信任度与制度的灵活程度和精致程度成正比,高信任度可以维持一个灵活精致的法律制度,而信任缺失则会迫使一种制度朝粗糙原始的方向回归。我们不妨把这条规律称作“制度衰退定律”。

        “制度衰退定律”随处可见,高校的职称评审制度是又一个典型的例子。谁都知道以学术作品的质量作为职评依据要比以学术作品的数量作为职评依据要好得多,前者更能准确反应学者的学术水平。但问题是,如何衡量学术作品的学术质量?有人说,我们跟德国学,让申报者提交一篇能够代表其学术水准的论文,再选择几个内行权威专家组成答辩评委会,评委会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水准决定申报者的命运。这看起来是个好办法,但在目前国内的教学科研机构却基本行不通。中国学术界虽然人多,但具体到一个领域的学术圈子,却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在这个学术圈子里选择几个被普遍信任的内行权威专家,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可以想象,假定由官方组织评委会,那么学术界的大腕们肯定会争得头破血流。这不难理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评审权背后的利益而不是责任。更何况,即使评委会成员被选出来了,谁又能保证他们在这个关系紧密的人情社会里不被腐蚀?在面对自己熟悉或仅仅是拐弯抹角认识的申报者,又有多少评委敢于保证自己不会高抬贵手呢?目前,享有职称评审权的学术委员会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显然,对于申报者来说,学术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外行。而当这些外行专家在决定是否给申报者投票时,他们只能依据申报者提交的学术成果的刊物级别、项目级别、获奖级别以及学术作品的数量等一系列形式要件,而几乎不会认真审阅申报者的任何一项学术成果。所以人们常开玩笑说,“中国的教授是编辑评出来的”。然而,即使这个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中国学术界的信任度普遍提升几个档次之前,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也大致只能是这个样子。

更令人无奈的是,“制度衰退定律”一旦发生,还容易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信任缺失导致制度的衰退;反过来,制度的衰退还会加剧信任的缺失。信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不同于人力资源或物质资源,后者一旦面临稀缺的状况,其市场价格就会大幅提升,市场机制很容易缓解稀缺资源的供给不足;而信任资源却对市场反应并不敏感,信任的缺失不仅不会提升其自身的市场价格,还可能导致信任的继续贬值。用经济学术语说,在一个普遍不信任的社会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就会出现关于信任资源的“柠檬市场”。假设在银行看来,如果社会上所有企业的平均信用度相当糟糕,并且如果银行要搞清楚某个具体企业的信用度是否高于平均值需要花费高昂的信息费用,那么银行就会对所有企业统一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这意味着,即便是信用良好的企业,也很难仅仅凭借其良好的信用就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这同时意味着,信用良好的企业要为信用糟糕的企业承担连带损失,其结果就导致了信用资源在稀缺状况下的继续贬值。

  由此,又可联想到法律移植,这是前些年法学界的一个理论热点。学者们注意到法律移植后的“水土不服”现象,在外国运转良好的一些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之后就走样了。许多学者把原因归咎于中国的“国情”或“文化”,可是这两个概念实在太大了,几乎无所不包,它们当然可以解释一切,但也因此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力。在我看来,法律移植的主要障碍仍然是信任缺失的问题。法律显然不是单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维持的。如果把国家强制力视为一种政府投资的公共物品的话,那么社会信任度就可被视为主要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一种“社会资源”。如果这种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移植来的法律制度就难以良好运转。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高,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们就越能够不依赖于法律促成彼此之间的合作或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法律的运作成本乃至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的法治状况就越好,整个社会也越有秩序。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为法律分忧解难,可以替代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并促成社会合作。相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则会加重法律的负担,并且会提高法律的运作成本,减损法律的实施效果。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资源”,在高度信任的社会,复杂精细的现代法律制度借助于充足的“社会资源”能够运作得井井有条;而在低度信任的社会,即便是“欠债还钱”之类的初级法律制度也会因“社会资源”的供给不足而面临重重障碍。由此可见,信任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制度的衰退,而且会阻止制度的进化。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05-19,桑本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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